来源：摘自《黄克诚自述》
8月2日召开中央全会。主席讲话着重谈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
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拼命地表现他自己。
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议，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林彪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原来小组会是按地区分组，后来就扩大了。我原在西北张德生负责的那个组，以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到中央全会时期，又合编两个大区的人为一个组，人数很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都到这个组来了。
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强硬，有人说我是彭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我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
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 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 马上就走开了。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
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我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
早些时候，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缄默。
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 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
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 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我们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毛主席当然更加重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我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
按党内地位，我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我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我们观点相同，也陷入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我们一道并列点名。
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为此，请了几位老帅做彭的工作，又让陶铸来做我的工作。我相信陶能理解我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的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我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代；根本不存在反党活动，我无法认账。
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我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我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
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我晓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
我反复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我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我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被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账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写成后又要我们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经不得不签了。
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的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以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至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详见当年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如今读来仍感慨万端）
《决议》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说：“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决议》通过后， 全会就闭幕了。
我于7月17日上山，主席23日讲话。从7月23日到8月16 日，被斗二十余天。这时抱着一肚子冤枉，戴着“右倾反党”的帽子回到北京，真是没有面目见人了。
回京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开会。这头一次会议，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两千余人到会，声势浩大。彭德怀和我一起被批斗。对中央的决议，我们只能认账。但对会上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我们就不认了。彭答辩，我也答辩。
我已记不清彭在会场上的情况，只记得自己仍是一件、一件地和人们争论，甚至于吵起来。会场上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者决定：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彭德怀可能仍在怀仁堂，我却改到紫光阁去开会了。但我的态度依旧，于是又批判我放毒。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 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
我明白，除了个别的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能不批我。他们即使说得重些，我也能谅解，反正我的罪名已经够大的了，不在乎别人再多说一句两句，能少牵累一些人，也是好事。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我不清楚；只听说，逼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人员时，他气极了，大叫：谁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你们自己报名吧！这样，当然只能被认为是不老实。他又是反党集团的为首者，当然斗他更厉害。
这样开了二十几天会，搞得人筋疲力尽。连彭德怀这样的硬汉也吃不消。据说他打电话给毛主席，主席就通知军委，不要再开斗争会了。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 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都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动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备紧急情况之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这笔钱财，兢兢业业，手续、账目都很清楚完备。钱上交以后，他仍保存着账目收据，不敢销毁。当我调北京回军队时，他仍留湖南工作，曾为此问我，这些账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个谨慎的人，这一次却由于问心无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说：这是你经手的帐，交给谁呢？要是你嫌它累赘，这陈年老账就销毁了它也可以。
军委斗争会揭发了这个问题以后，我真担心起来了。我怕的是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怕他已经将账目销毁。而万一翁徐文死去，我就是百口难辩了。我尽管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为此，我写信给代替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事。
为查清此事，听说罗瑞卿率领一批人员亲赴湖南，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前的老账都翻出来，一天一天的查看追问。幸亏翁徐文比我还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账簿、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富春批准的字据也在。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不再提这事了。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我就在家闲住。彭德怀在庐山曾表态说：不管如何处理，我一不自杀，二不叛党……。 我当然也是这样。因此，不管心理感受如何，还得把日子过下去。这段时间里，我读了不少书，主要是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中国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名人回忆录等等。
这时中央转发了一封张闻天给主席的信，主席批字鼓励。我看后没有表示。我老伴就使劲催我也写一封认罪悔过的信给主席。我说难写，空话无用。老伴不死心，就替我起草了一封，说些什么“罪过深重，寝食不安，痛悔莫及”之类的话。
黄克诚、唐棣华一家
我向来不喜欢空话，这信虽言辞甚切而无实际内容，我也不愿写。但我老伴在庐山会后吃了不少苦，被人批斗，几乎也戴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最后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她无故受害，又没有经历过党内斗争的实际锻炼，有一段时间精神都有点失常。我看她把写这封信看得那么重，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就照抄一遍，把信发了出去。
想不到，主席竟亲笔回了一信，意思是：一、欢迎认罪改过；二、要求有实际表现。主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说空话是不中用的，但我无法有什么实际表现，也就没有再写信。
春节以后，对这种赋闲生活稍稍习惯了一些。我开始写点诗词。我青少年读书时重史论而轻文艺，本身既无这方面的灵感、才气，又不曾在这方面用过功，但我更不喜新诗，因此只能效旧诗的形式，表达一点自己的心情，也不讲求格律。
一、七律（自况）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二、七律（有感）
居近北海偶一行，
景物依旧时势新。
花木枯荣犹有律，
人事起伏竟无凭。
仰望高天百感集，
俯视残躯一叶轻。
欲访故人行复止，
无言相见何为情。
这两首诗都写于1959—1960年之间。其中第二首中的“故人”指的是当时住在北海照管文史馆的刘老。他是我棋友，自我到北京工作以来，周末常常去他那里下棋。此时我有了很多的闲暇，却过门而不敢入，怕连累这位老人。何况，他见我为难，我见他亦难不能说真心话，又不能不说话，实在无从举措，不见也罢！
1960—1961年，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已全部显露。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缺粮严重，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者甚多。
这年，我大哥从老家来看我。我们兄弟多年未见，见了面很高兴。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你做了大官，我一直在替你担心，现在你不做官了，好得很。我大哥是个本分的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但他的见识一向是令我佩服的。
他还告诉我，我们家乡村子里，饿死了不少人。我问：农村有土地可以耕种，为什么还会饿死人？他说：前些时大家都不干农活了，哪里会有粮食！等到挨饿时再想干，就来不及了，而且也没力气干了。
1961年下半年，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次我也参加了，会议只开了几天，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解决工业上出现的问题。陶铸见到我，再三劝我给主席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我仔细琢磨他的用意：是不是他认为毛主席要转弯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写封适当的检讨信，可以使主席对庐山会议的事放松，促进他转弯？
我这两年罢职闲居，虚度岁月，也希望能做点工作。我基本上同意陶铸的劝告，但感到这信又实在不好写。正在为难，不知从哪一位同志的发言或什么文件中得到启示。于是写成一信，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我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
那时主席正在开广州会议，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我听到也很高兴，认为早该这样做了。
1961年的国庆节，让我上天安门观礼，气氛缓和，确实像是有转机。我坐在休息室时，毛主席自己坐过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 他收到我的信，很高兴。又说，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话等等。我乘机问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主席说：可以、可以。他又问：还想回军队吗？我说：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以后，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正式开会是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对扭转形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点了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联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及被株连的人， 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彭德怀忍不住要替自己申诉，写了一份8万言的《自述》，送给中央和主席。我却在三四月间，向中央提出，请求允许到外地走走，并得到了许可。我原想回湖南家乡看看，夏如爱同志却劝我避嫌。夏如爱曾在苏北、湖南工作过，后来与我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庐山会议后，他不怕牵累，仍常来看我。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改为去浙江走走。
我在浙江跑了一大圈，看了十几个县，觉得农村情况均大有好转，心中很是欣慰。当时浙江省调出的粮食比较多，农民有意见。我劝他们说：你们支援国家，克服困难，是光荣的事情。农民说：光荣，光荣，就是自己肚子吃不饱了。
我深有感触，觉得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经过三年困难，尽管不免有点怨言，但仍能照顾大局，克服困难，多么难能可贵啊！
有同志劝我到灵岩寺看看，晚上在那里住了一夜。这时心情较好。晨起，得《临江仙》一首：
临江仙（游灵岩寺）
石峰如笋环寺立，两涧合抱东行。春水隆隆如雷鸣，扰人惊夜梦，倚枕听涛声。
壮丽江山人民有，亿众锐意经营。但祈国泰民安平，从此皆盛世，再无巨变生。
随后，又到新安江水电站参观，又住了一晚。有一个山东渤海区的干部来看我，谈起三年灾难、死了不少人等等，对我说话毫无顾忌。反而是我怕给他惹是非，只是听他说，自己不说什么。最后说了一句：我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做工作吧。
到温州看了看雁荡山，又到天台山看了天台庙。这是个有名的庙宇，只见烧香拜佛求神者甚众，络绎不绝。后来再到绍兴、杭州后返回北京。此时已到4月下旬，快到“五一”劳动节了。我出门在外， 全不知政治风云又已变化。
回京后，王世英来看我。他自1961年后，曾来看我几次。这一次他郑重地告诉我说：情况变了，我不能再来看你了，你要做点思想准备。
果然，“五一”节的纪念大会就不让我参加了。听说毛看到彭的《自述》，认为他要翻案，加上其他一些事，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开头通知我参加，因我还是八届中委。我到会后，彭德怀的《自述》《刘志丹传》（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均已印发，自然是供批判用的。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我参加了。这虽然使我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但也表明我们此后的处境将更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元帅为主任。另外一个专案组以康生为主任，审查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情况我不大清楚。
这一次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因而我的日子比较好过。只是依旧闭门家居，读书看报，不时与政治部派来的一位保卫干部下围棋。我的围棋是20年代末“打流”时，在旅店里看人下棋学会的。这位同志是新学生，但他的工作就是陪我，所以天天能下，可消长日。
听候审查，一候就是几年，也不知审成什么样子。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听说主席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的两句话：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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